按照常识意义的理解，政治哲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判断，在政治哲学领域里，人们关注的是“应该”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我们生活中所需要全部资源都取给于这个世界，另一个是观念的世界，作为理性的存在者，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更加优良的社会生活，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总是有着对于理想的政治生活的追求，与人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相比，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不尽人意的。人们在拥有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同时，又在追求着应该的政治生活。而人们理想中的政治生活，主要是通过逻辑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构建理想的政治生活的学问，就是政治哲学。

以往，说到政治哲学，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但却很少提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贡献。即使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政治哲学》词条下，也只字不提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甚至国内学界也有相当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政治哲学的。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政治哲学，便是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

其实，回答这一问题并不难。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有没有中国哲学，毫无疑问，答案是确定的，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哲学。既然有中国哲学，就一定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按照常识性教科书的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把哲学史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而唯心主义哲学家则认为本原是精神。于是，政治哲学便被理解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例如，英国学者亚当·斯威夫特便以为，“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英]亚当·斯威夫特：《政治哲学导论》）循着这样认识，政治哲学便成了哲学的边缘地带的分支学科，而占据哲学核心带带的则是本体论与认识论。这样的说法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把这一说法还原到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时候，便会产生一些难于解释的问题。在东西方思想史上，无论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春秋战国时期原孔子、孟子和老、庄，当思想家开始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主观动机并不是要说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而是要说明什么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优良的，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从哲学产生的时候起，优良的社会生活就是哲学家的核心关注，政治哲学便占据着哲学的核心地带。可以说，哲学的价值就体现在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注。

既然有中国传统哲学，当然就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几乎是一个自明的问题。我们有理由假定，在抽象的水平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古希腊思想家一样，都追求着优良的社会生活，都期望社会政治生活能够在道德上来得正当。只不过，由于思想家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语言、道德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于是，与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政治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便有了自己的特点。

张师伟教授是国内学界较早从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所著《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进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界最为系统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专著。在这部著作中，张师伟教授从方法论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从商周之际到清中叶的演进过程，而新近撰写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论问题十五讲》，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命题分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过程、秦汉时期的天人合一理论与大一统观念、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论争、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与人欲、中国传统的自由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就内容而言，《十五讲》涵盖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这些思想主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充分体现了张师伟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解。

历史上，影响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要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历史环境，一是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两者相较，前者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思想家所生活的社会，既是他们的认识对象，又是他们的知识来源。思想家所能理解到的东西，总是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提供的，社会历史环境在根本上限制了思想家的视野。思想家能够理解到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发生着什么。因此，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置于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加以解读，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关键。对于研究者来说，这虽然不是什么难事，但现今学界的现实却告诉我们，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很容易。例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于秩序偏好，以为，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就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福山的观点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学界许多人的追捧，从传统的中国社会发掘现代要素成为一件很时尚的事情。这是一个误会。实现上，人们所说的现代国家，不仅仅在于它有一套官僚体制，也不在于它是否实现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是在自由、民主、法治等一整套价值理念规范下建立起来的结构，现代国家是不可单纯用官僚制和秩序来说明。对此，张师伟教授明确地指出，“中国在传统时代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 而是有着浓厚的文化积淀的传统国家，这无疑为准确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及其本质开辟了一条正确的思路。

政治哲学研究是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工作，同时是一项很有主观性的工作，我们如何理解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我们从古代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理解到了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站在怎样的立场上，依据什么样的价值尺度去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及在那个社会里产生的政治哲学。也就是说，我们从中国社会发现了什么，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理解到了什么，取决于我们想到发现什么、理解什么。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用现代价值观念去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张师伟教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例如，对于秦王朝灭亡的历史，古往今来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古今理论家关注点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各自的思考目的,古人注重从亡秦中吸取教 训,秦国崛起在他们看来,并无意义,今人则注重分析秦国崛起的治理秘密，以为现代国家治理之借鉴,秦王朝短命而亡却并没有太复杂的影响因素可以挖掘。”。那么，是否可以对秦朝覆亡的历史做出单向度的解读，如现下许多学者那样，只是总结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经验，并把这样的历史经验当作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呢，张师伟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实际上,秦国在列国中崛起和秦王朝短命而亡,具有共同的内在机制,体现了同样 的政治伦理思想。”这个政治伦理思想注是秦王朝统治者所信奉的以国家为本位法家刑名之学。“这是自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以来，就一直在秦国政治中发 挥指导作用的政治伦理思想。”我赞同张师伟教授的这一说法。

法家学派的国家本位的思想学说，尤其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国家”，实际上就是那个历史时代权力的所有者君主的代名词，在法家看来，“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国家、权力都是君主的所有物，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君主面前，而君主以外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社会大众在政治上的服从便是无可逃脱的义务，使社会大众服从便成为国家或国家的统治者的全部责任。为了实现社会大众的服从，统治者可以不计手段，以严刑苛法统治民众，而无需权衡道德意义上的正当。在法家学派的思想学说指导下，秦王朝的统治者有着天然的轻视民众的价值取向，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时代，法家的刑名之学可以收到富国强兵的功效，从而使秦国成为兼并战争中的胜者。然而，轻视民众的价值取向和残酷的统治方式，又使统一后的秦朝统治者坐在了火山口上，社会矛盾的迅速积聚，使得秦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王朝。我认为，张师伟教授的这一观点，要比那些单纯赞颂秦统一的丰功伟业的人们深刻得多。

张师伟教授写入本书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真知灼见远不止这些，不过这些已经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论问题十五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这本书的可贵之处，首先体现在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更重要的是，张师伟教授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简介

张师伟，1973年出生，山西省汾阳市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中国政治学会第八、九届常务理事及第六至九届副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学一级学科首席专家，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其中在《政治学研究》《文史哲》等南大核心（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历程》等学术著作5部，其中《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入选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已出版西班牙文版和英文版，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学科重要转载来源作者。

（内容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