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庄、义田、义学、义仓等福利设施与制度实践，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记载相当普遍。这些举动会通过理学的阐释而带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参与其中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和地方影响力的基础，这类“义行”也能惠及后人。当然，从地方、基层秩序出发，“义行”成为黏合秩序的重要道德力量，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劝人向善的积极作用。

当然，无论在中国古代的任何历史时期，以及古代、近代的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民间互助、富户捐助的公益行动，本身构成公共品，也就是国家救济保障以外，填补社会和市场自行运转不足的功能。这方面的公益事业、福利安排，包括水利灌溉、修桥铺路、灾荒救济，还有帮工搭套、社区防卫，甚至祭祀宗族、家族先人以及神灵，互助参与操持婚丧嫁娶等行动。

上述各类行为的参与越多、越深，对于富户、士绅而言当然意味着经济成本和政治影响力的加剧消耗，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天灾人祸超出某种阈值，富户、士绅也会放弃这方面的社会责任，哪怕因此造成乡村甚至区域内秩序走向崩溃。但如前述，这些行为的参与，是富户、乡绅政治权力、文化影响力、经营规则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认同的基础。

正如一些文化学者、历史学家分析所指出的那样，融合了佛教和道教部分思想的“报”的思想，讲求报恩、报答，以及行善对于后人带来的福报。这也是很多富户、士绅愿意投身于此的重要动力。

自然，无论是涉足义庄、义学、义田，还是其他形式的基层公益，富户、士绅实施善举的同时，也不影响他们从事土地兼并。这种现象也见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一些被称为强盗资本家的商业领袖、投机商人，践踏法律、商业规则和道德聚敛了大量财富，但又将部分财富用来开展慈善。

新出版的《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一书，出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授张佩国。书作者认为，村落和村际社区整体福利模式，借助于正统化的象征体系和乡绅、商人、官府的力量，在更大的社会体系中形成一种基本的社会联结模式。书作者强调，地方善举的再生产中，诸如修桥铺路、山林管理、水利建设等明显物质生产实践意义的活动，借助于义渡会、桥会、宗祠、神庙等民间组织得以进行，又以祖先崇拜、风水观念、地域信仰等大众宗教为象征体系，从而融合了生产线力量、正统意识形态、文化再生产。

当然，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善举的生产，本身是封建王朝皇权、治理权与地方自治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书中借助清代嘉定县、佛山镇、海宁州，以及清末民初嘉定县南翔镇和徽州的地方善举再生产进行了深入研讨。如对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进行分析后，书中就指出，地方精英对于义仓、社学、书院等地方善举机构的管理，充分借助了地方社会的节庆仪式，以此起到了整肃地方秩序的作用。

而书中对晚清海宁州的水利、市场与地方善举的分析，就更加清楚地了纳入了清代晚期地方自治空间扩大，绅权的可行范畴扩张，再加上可预见的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凋敝等因素，所以地方士绅借助赞助留婴堂、广善堂、书院、义塾、河道疏浚、市街砌石、桥梁修建等做法，使得当地的基本社会结构得到保障——而且，士绅还成为商民共同承担上述公益事业支出捐助的倡议者，因而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市民意识。

书名：《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

作者：张佩国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