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帝弘历自称“十全老人”，有赫赫的“十全武功”。但与历史上其他炫耀军功的皇帝所不同的是，乾隆基本上没有御驾亲征过，甚至极少在战时亲临前线。

但他以一种不同于历代尚武的其他君王的方式来掌控战局，也就是根据地图给出判断，虽然他也要求指挥官要根据战事具体情况作出灵活调整，但他会对获胜战役后，那些遵从了他后方指挥意见的指挥官予以更为丰厚的奖赏。当然，战功也因此归于皇帝自己。到了乾隆帝执政到自己的晚年，他感觉自己对于军事指挥已经非常在行，甚至驳斥前线指挥官的部署，哪怕是福康安等名将也会受到数落。

新出版的《乾隆的地图》一书，出自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成一农。这本书就谈到，虽然乾隆帝确实存在迷之自信，但这种自信倒也不能等同于瞎指挥。他本人确实善于阅读地图，经过长期的实践训练，尤其是参照大量的古代典籍、历代舆图，并对照不同官员上报的前线战事文字记录和附图，他甚至能够轻易找出一些前线指挥将领为敷衍塞责的瞒报、谎报。不仅如此，他本人记忆力超群，又将大量精力投入在根据地图研究军事方面，所以无论放在哪个朝代，他虽然身在后方，但对于各场战事的研判能力确实要超过大部分帝王甚至谋臣。

如在第一次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1749年），乾隆帝派遣云贵总督张广泗领兵入川，再三嘱咐后者要及时奏报地图。张广泗用兵不力，乾隆帝又派遣了亲信讷亲，但讷亲与张广泗不睦，因而战局陷入更加困顿的地步。不得已，乾隆帝以岳钟琪与傅尔丹替代率兵，之后问责处斩了讷亲和张广泗。虽然第一次大小金川之役时期的金川全图没有保存下来，但按照实录，战争期间，乾隆帝仍然尽可能收集地图来研判局势。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川陕总督张公保驻军大小金川一带营盘图”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印证乾隆帝对于军事地图的重视程度。

而在“十大武功”中的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之战和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三场战争中，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年10月，收到前线大臣奏报的额尔齐斯之北有名为达布逊图喇的地点，是准噶尔、哈萨克、俄罗斯交界之处，其地产盐。乾隆帝阅读地图后发现图中额尔齐斯以北也有盐池，推断额尔齐斯有可能就是达布逊图喇，判断阿睦尔撒纳有可能由此逃往沙俄，要求前线出兵堵截。

在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过程中，乾隆帝使用地图的频率大大增加，对主动绘制地图上呈的大臣给予表扬。当然，此时，乾隆帝对于前线指挥的遥控还不显著。

在乾隆三十年（1765）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与缅甸的战争中，乾隆帝根据战报以及附呈的地图，洞察到云贵总督杨应琚瞒报前线败北的事实，予以严厉问责。《乾隆的地图》书中还提到，乾隆帝在与缅甸的战争期间，通过地图和奏报了解到与缅甸相邻的暹罗的政局变动，曾指示两广总督试图打通暹罗的相关信息，绘制更为精确的地图，从而编制更有针对性的地缘政策。

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第二次金川之役，乾隆帝就经常通过阅读地图来作出战事判断，要求前线指挥官照办。开战之初，在通过地图发现清军与叛军的驻防对峙分布后，乾隆帝指出地图上的西北山口如果可以派兵驻守，就可以切断叛军来往的陆路通道，之后在地图的东北处发现有一处河口，认为与叛军巢穴相通，认为可以通过共达驻军来切断水路。在之后，乾隆帝不断根据关于战事地点的地图档案信息，以及前线将领上报的战报和地图来综合研判进展，达到一种动态修正的效果。他甚至根据战报地图中一个叫做“木南坝”的地名，联系到小金川投诚的土司的供词中有“木阑坝”，认为两者就是一处，只是转音不同，进而提出自己的判断。“这样的在地图上的指挥持续于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

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乾隆五十三年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的过程中，乾隆帝仅凭战报地图就断言前线部署出错。战事前期进展不利，他不得不派出名将福康安，虽然逆转了战局，但皇帝仍然频繁批评福康安的前线部署。

《乾隆的地图》这本书还详细介绍了乾隆帝作为“地图上的治河专家”、“地图上的规划师和工程师”、“地图上的旅行家”等事迹。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军事上的指挥多少有些远程遥控，不可避免造成滞后命令使得前线行动束手束脚的弊病，乾隆帝在主要处理黄河、永定河等河流的河患，通过地图、文献资料、奏报信息更为精准、前瞻地掌握河流的流向、河患历次的影响范围、城市和农业设施受灾和治理情况、河工工程的部署开展等，还不断致力于编制更为细致准确的河患治理地图，对于积累和传递治河经验，促成知识分享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书名：《乾隆的地图》

作者：成一农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