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商务印书馆推出知名历史学者罗志田的最新力作《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作为一本考察中国近世思想巨变的通论性著作，该书以“士变”为轴，考察了近代多个关键性的社会思想转折，展现了一幅连绵变幻的历史长卷。该书入选商务印书馆2025年度双十佳图书。

11月16日，由商务印书馆与先知书店联合主办的“从‘士治’到‘士变’——罗志田《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活动特邀《士变》作者、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李欣然进行深度对谈，先知书店主编耿海洋主持。活动通过线下交流与线上多平台同步直播的方式，吸引了众多读者和学人的关注，共同探讨近代中国的思想巨变。

重新审视中国“士治”传统

对谈开篇，主持人耿海洋首先邀请罗志田分享写作《士变》的初衷。罗志田回应，这本书并非事先设计，而是围绕对“士”的共同兴趣而成。他提到，传统中国是“四民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士治”一词最早由蒋梦麟在五四前后使用，其核心是“君有、士治、民享”，这一模式在宋代真正成型。他进一步阐释，传统的“士”多由科举体制产生，他们读经典，以天下为己任，核心是学习如何做人。而随着科举制废除，新教育系统培养的“知识人”与传统士人截然不同，培养目标从澄清天下变为传播知识，这正是“士变”的重要开端。

刘永华从明清史研究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州县衙门的核心职能是“钱谷”和“刑名”，而教化工作则“常不在上而在下”。宋代士大夫通过“礼下庶人”，以修族谱、建祠堂、行乡约等方式重组社会，“士治”由此建立。即便明初基层制度有过波折，“士”对乡村的支配地位仍未改变，在“郡县空虚”的背景下，士人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得以凸显。

李欣然谈到，士人是国家的间接代表，一方面通过“化民成俗”显现国家存在，另一方面又“代民立言”，带着自身主体性向国家发声，起到中介的作用。这种体制可能使得中国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和规则。

“士变”，近代读书人的持续革命

“道”之变迁是该书的核心，罗志田谈到，传统中国是“道出于一”，“天道”思想体系指引着国家政治与民众行为。西潮冲击下，欧美带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进入，形成“道出于二”，中国士人不得不面对学习西方以求生存的现实。而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在政治上分裂成两种模式，中国思想界进而呈现“道出于三”的格局，读书人面临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全新选择。

刘永华认为，罗志田以“士变”为抓手，将“士”的角色变迁与“道”的演化相结合，清晰呈现了近代思想转折的脉络，读者也可以透过类似的视角去看其他文明的历史，或许可以发现新的问题。李欣然补充道，“道出于二”的关键转折是士人从认同西方有“器”到认同西方有“道”，且与传统孔孟之道有共通之处，郭嵩焘便是当时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士人。而“道出于三”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思想维度的升维，让近代中国的选择更趋复杂。

针对书中提及的“道咸新学”，罗志田解释，这是19世纪中期中国学术的自我变革，核心是“务为前人所不为”，与西潮冲击后的新学截然不同。道咸新学是中国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后来的新学带有趋西的倾向。

围绕《士变》中重点探讨的科举制废除的影响，罗志田强调这是“士变”的关键节点，它直接切断了“士”的来源，原来的读书人通过读经典做官的路径不复存在。科举废除不仅改变了官员选拔体系，还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逐渐淡化，新教育侧重知识传授而非“做人”培养，这一转变对社会影响深远。

在“冲击-反应”与“在中国发现历史”两种研究取向的讨论中，刘永华认为，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不同层次的观察视角，近代中国的变化是外部冲击与内部惯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仍有待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观察。李欣然副教授则补充，近代思想变化的核心是思维方式的竞争化，中西思想竞争与军事竞争深度联系在一起，对于科举废除后的新学培养起来的官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思想史的当代价值：关注“有人的历史”

谈及近现代思想史持续升温的现象，罗志田表示，中国传统存在思想优先性的特点，读思想史能让人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国演变背后的逻辑。刘永华提到，思想史在西方曾不受重视，但在中国长盛不衰，这与传统“士”的关怀延续有关，普通民众也始终关注“天下”与“道”的问题。李欣然则指出，当下读者青睐思想史，核心是关注“有人的思想史”。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的主体性问题愈发凸显，而思想史恰恰聚焦人的思想与选择，这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高度契合。

活动最后，三位嘉宾与现场读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本次发布会通过三位学者的深度对谈，让读者清晰把握了从“士治”到“士变”的思想脉络，更深刻理解了近代中国转折的基本逻辑和复杂面相。

责任编辑：张馨宇

复审：穆宏志

终审：马雪芬